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圆桌论坛上有人提出，应将全社会长远利益放在最根本追求上.

　　本报讯 （记者 虞伟 实习生 江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昨天举办2008“两会”解读以及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圆桌论坛，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指出，金融 结构、资源税费、行政性垄断三方面改革推动太滞后，是现在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个很主要的来源。

宏观调控不灵根源：收入差距过大

　　林毅夫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顺差过大，这些问题年年在谈，宏观调控也是年年都在做，这其中的深层次问题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合理、越来越两极分化。

    他指出，它的病因是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尤其有几个关键性的改革，目前的推动太滞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金融结构的 问题。我们的金融结构是以四大国有银行再加上股票市场为主。在这样一个金融结构之下，中小企业基本上得不到金融服务，而能得到金融服务的必然是大企业，而 中小企业创造了就业机会。低收入人群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多少获得收入来源的资产，那么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服务，因此劳动就业的创造就相对不足，工资水平就 相对受到抑制，而且能够进入到正式部门就业的人就少，这种状况之下，低收入者的收入就很难提高。二是资源税费，我们现在的资源是国家的，但是资源的税费是 极低的，现在资源性行业是一个暴利的行业，第三个还有一些行政性的垄断行业。

　　林毅夫强调，这些是现在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个很主要的来源，应加速对这些领域进行改革。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而言是机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指出，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我个人认为来自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风险是重大战略机遇。从两方面讲，首先是谈 对资金的应用，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美国华尔街的主流金融机构出现了资金不足的局面，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它饥不择食，它对中国的投资，不管你是来自 于主权财富也好，还是来自于国有企业也好，他们是比较欢迎的，至少不像以前那么敏感。我们可以积极地投资入股华尔街，从而获得一定的影响力。不是说为了赚 小钱，而是通过入股从而获得对这些主流的华尔街金融机构一定的知情权和控制权，从而化解来自于这部分主流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崛起在未来有可能带来的负面的 冲击。

　　其次可以利用这次美国经济放缓的这么一个机遇大力开发我们的内需。利用相对充裕的财政的赢余提升内需，从而使经济增长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回落， 如果这个态势能够维持的话，我想不出五年，中国经济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增长国，如果能保持在9%到10%的增长率，美国在2%左右或者2%以下，到那时候 整个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和今天相比又是飞跃，又上了一个台阶。

　　“仇和招商模式将破坏昆明”

　　北大教授姚洋表示，我们现在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经济建设上，这是一件好事，但弱点逐渐显现出来了，比如说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社会摩擦问题、环境 问题，还有政府行为的扭曲问题。如果一个政府把注意力全放在经济增长上，他的行为一定要扭曲。你看仇和到昆明市去当市委书记，他下的指标是每个局都必须去 招商引资，你可以想像，民政局也去招商引资，教育局也招商引资，环保局也招商引资，我就在想，昆明是最后一块净土，如果仇和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 了。这说明我们不是把全社会的长远利益放在最根本的追求上。我们现在是拿着增长作为我们合法性的来源，只要我给老百姓提供了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了，合法性 就有了，就可以继续执政，但不见得，弦绷得太紧了之后有时候就会断掉。

　　姚洋：本来我是想回应一下李稻葵关于政协的看法，跟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系，刚才王小鲁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们两个的发言刚好做一个铺垫，我非常赞成 李稻葵对我们政协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国内的人，看中国的问题看得多一些，对中国正面的事情看得少一些，所以我们不光要总结经济成长的经验，其实我们 在政治这分析也做出了对世界整个民主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否则不可想象，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坏的政治的话，大概不可能有这么好的经济增长，当然不是说政协里面 没有问题，也有问题。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国家都在两个极端中间要寻找一个平衡，一个极端就是集权，政治上的集权。另一个极端是，我叫它极端的民粹主义民主。你 看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在两个极端中间摆动，拉美不用说，你看南亚这些国家他们也是很清楚的，我刚从菲律宾回来，去过两次时间都很短，关在旅馆里面，这一 次接触了一些年轻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几乎所有的学者在菲律宾的，他们都说，菲律宾最大的问题是腐败，我说腐败，这是任何国家都有腐败问题，他们说一个笑 话，说一个菲律宾的议员到美国的议员家做客，说你们家房子真好，美国的议员拉他到窗户边上，说你看到下面河上的桥了吗？我这个房子是那个桥的20%，美国 的议员跑到菲律宾的议员家里去，说这个房子简直是宫殿，问你哪来这么多钱？拉到窗户边上，那个河上的桥就是这个宫殿，但是没有钱，都被拿到自己的口袋里面 去了(笑)。所以民主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都是殖民者留下来的，强加的，我不说民主不好，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民主的路径可能 我们要考虑一下。殖民者下来的这些东西以后，忘记了一个条件，社会条件远没有成熟，我们看一下全世界主要的大国，在民主之前都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持续半个世 纪的社会革命，民主意味着不能搞阶级斗争，要调和，所以这很困难。中国恰恰在这方面，我认为在探索一条新的民主化道路，如果拿1000年的历史尺度来看， 整个世界都在走这一条路，从封建专制向民主转变，民主是人类新的文化，我们还没有采纳，有人说我们未来的21世纪的文化，新文化的希望在东亚，那是胡扯， 首先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民主的文化，如果拿这个大的尺度来看，中国是在大的民主化的进程里面，我们并不比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落后，只不过我们走了另一条道 路，这个我们怎么去总结，这是我们这代人应该做的，我觉得李稻葵说得非常好，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要总结我们过去30年的经验，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 的，我们这个政府基本上做到了为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着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要么极端的民粹主义政府，要么极端的集权政府的一个对照，我叫它中性的 政府，在中性的政府之下我们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但是，这里我也想沿着这个王小鲁的话说，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不是就足够了？是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制度都是最好的制度？刚才我说了，民主是我 们一个新的文明，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民主化的进程之中，所以我非常赞成王小鲁的看法，我们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怎么走？我们现在为什么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 经济建设上，这是一个好事，过去30年，由于这个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弱点是逐渐显示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社会的摩擦问题，还有 环境问题，还有政府行为的扭曲问题，由于你把注意力全放在经济增长，政府的行为一定要扭曲。你看仇和到了昆明市去当市委书记，他下的指标是每个局都必须去 招商引资，你可以想像，那不可想像，民政局也去招商引资，教育局也招商引资，环保局也招商引资，我就在想，昆明好不容易是最后一块净土，他如果在那儿干五 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我们不是把全社会的长远利益放在最根本的追求上。再往下说了，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合法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是拿着增长作为我们合 法性的来源，只要我给老百姓提供了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了，我的合法性就有了，可以继续执政，但不见得，弦绷得太紧了之后有时候就会断掉，说回来我们搞民主 化建设，其实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有利得多，我跟印度人去谈，当然我是站在中国人这一方面有一些辩护的成分，但是印度人往往把我问住。他说你们中国搞民主的 条件远比我们印度好得多，你们基本上是单一的民族，你们有一场社会革命，你们条件比我们好得多，你们为什么不搞民主？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小鲁共鸣一下， 具体怎么走？并不是说我们一夜之间把西方的民主搬过来，但是这个方向是我们要去探索，要扩大民主的参与度，从现在开始我们放眼未来10年、20年，我们才 能有准备，为民主化的到来做准备。谢谢。

姚洋

2006-2-1

围绕村民选举的争论

自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颁布以来，村民选举在农村已经开展了十七年，但是，围绕着村民选举的争论至今未消，而且负面的评价越来越多。归纳起来，这些负面评价可以分成一下几类。
       第 一类意见认为，村民选举导致家族势力和利益群体在村庄的复活，并由此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以我本人对一些村庄的调查研究来看，家族势力和利益群体的确介入 到村庄选举中，但是，这种介入是否会影响选举的公正性，则另当别论。即使在南方地区，家族的实际影响力也在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家族内部的分化，一些人家富 裕起来，另一些人则仍然较贫困，他们的利益诉求因此是不一样的。在选举中，家族只是一种政治动员的载体，就像政党政治中的党派一样，一个人能否赢得选举， 不仅需要看他是哪个家族的，而且要看他的施政主张。家族的参与在多大程度上会扭曲选举结果，在理论上是无法预测的。还有人认为，村庄选举非但没有选出好 人，而且还把原先的秩序打破了，村庄政务变得一团糟。这种情况在一些地方的确存在。有些村子出现贿选现象，有些村子长期选不出村长，或者选出的村长没有到 期就被迫下台，等等。这些例子在媒体上频繁出现，因此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村庄选举总是乱糟糟的。但是，媒体的报道往往是特例，而不是常态，记者们要寻找 “有故事”的事件进行报道，因此那些一切正常的村庄选举就被忽略掉了，而那些曲折起伏的选举就会占据显著的版面。

       第 二类意见认为，村庄选举这种外来的制度安排，对于中国村庄来说成本太高昂。村庄选举需要政治动员，选举之后还要维持村委会的正常运作，建立监督制度等等。 这些正式制度需要资金、人力和物力的支持，而多数村庄实际上没有多少公共事务需要通过这些正式制度来决策，所以选举的成本太高了。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 来说，这种观点有正确的成分，但是，村民选举的收益是无法全部用量化指标来衡量的。自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村社会的一大问题是村庄的原子化和无组织化，特 别是在中西部集体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村庄社会基本解体，农户各自为政，连起码的公共事务（比如环境卫生）都无人关照。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 传统文化上，恢复以往的乡绅之治。但是，这些人忘了，中国农村已经不存在乡绅之治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了。乡绅之治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血缘和地缘关系，另一 个是乡绅的文化和道德优势。然而，经过公社时代，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整肃，家族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经济较发达、或人口流动较多的村 子，家族的权威大大下降。同时，随着经济活动的圈子日益扩大，村民、特别是年轻人对村庄的依赖程度大大下降，村庄权威对他们的威慑作用因此退化。所以，血 缘和地缘关系已经不足以支持乡绅之治了。在另一方面，乡绅的文化和道德优势也在消失。五十年代，作家刘绍棠可以用写作挣来的稿费买下北京的一座四合院，今 天哪怕是最多产的畅销书作家也做不到这一点，原因不是作家绝对贬值了，而是大众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可供选择的范围扩大了。村庄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过去， 只要读了私塾就是知识分子，现在一般年轻人都初中毕业，谁也没有文化优势可言。再者，过去的乡绅基本上同时掌握着文化和财富，可以通过财富优势增加他们的 文化优势（比如在荒年行一些赈灾的善举），而现在的富人，却往往不具备道德的优势，相反，他们的财富来源常常被他人所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村庄选举可能成 为重建村庄组织和文化的契机。村庄选举的形式和内容对村民实际上都不是陌生的，他们在公社时代就曾经投过票，选过队长，评过工分。选举的初期结果可能不是 令人满意，但民主是一个学习过程，应该给村民时间，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和完善。

       和 以上两种意见相比，下面两种意见更具有实质性内容。一种意见担心，由于村党支部在法律上仍然是村庄事务的最后领导，因此，即使选举是公正的，村委会能否按 照村民的意愿办事也不一定；另一种意见担心，村庄选举扩大了村庄的权力，因此可能影响国家政策在基层的贯彻和落实。这两种意见所担心的事情恰好相反，就政 策而言，前者的建议自然是扩大村委会的权力，后者的建议则是加强党支部的作用，以便国家对农村实施控制。但是，现实中两种担心可能都言过其实了。作为村民 选举产生的机构，村委会有足够的信心和村党支部抗衡，特别是在关乎村庄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上，更可能如此。但是，在涉及到村庄与上级政府的关系以及国家政 策的问题上，村委会未必有足够的谈判能力为村民利益抗争。而且，对多数国家政策，村委会可能持理解态度。以笔者访问过的广东东莞的一个村子为例。1999年 这个村子第一次选举，选出了一位企业家，为人正派，愿意为群众办事。他刚上任，就赶上广东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由一胎半变成一胎，工作相当难做。笔者访问 该村时，正逢工作组下村督察，新村主任并没有抵制，而是积极配合。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在这种问题上，留给村庄的盘旋余地很小。另一方面，在一些涉及 面较小的问题上，村委会有可能更偏向村庄利益，而怠慢更大范围内的公共利益。这主要可能体现在村庄和上级政府的财政关系上。村庄选举的一个后果是加强了乡 村的财政分权体制，村委会要满足村民的要求，就可能减少向上级政府的财政和税收的上缴，这样就会削弱县、乡两级的财政能力；由于村庄的许多公共品服务（如 农业技术推广）靠地方财政负担，村庄选举的一个后果可能是导致这些公共品服务数量和质量的下降。

基于一个调查的分析

       在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同时找到支持和反对以上意见的证据。但是，这些证据基本上是案例，因此不具备统计意义。笔者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则弥补了这种不足。我们课题组于2003年对8个省的48个村庄进行了系统调查，了解了它们从1986年 以来的选举情况，并将获得的数据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固定观察点提供的村庄和农户数据进行了对接，然后利用对接之后的数据集系统地对选举对收入分 配、村庄支出结构以及上缴税收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选举显著地降低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而且，这不是通过增加从富人到穷人的转移支 付、而是通过提高公共投资实现的。另外，选举还提高了村庄支出中公共开支的比例，降低了行政费用和村干部工资支出的比例。这两个发现说明，选举加强了村庄 内部的治理，使村干部更加对村民负责。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选举降低了村庄支出中上缴乡镇政府的比例，也减少了税收上缴数量。这说明，担心选举会弱化县 乡公共品服务能力乃至国家对基层的控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所调查的48个村的分布是：广东、湖南、四川、山西各7个村，浙江9个村，河南3个村，甘肃5个村，吉林3个村。它们中既有人均收入超过2万元的富裕村，也有人均收入不足1千元的贫困村（均为2002年数字）。在它们当中，12个村子自1987年就开始了村民选举，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颁布还早一年。这12个村分布在除广东之外的所有其它7个省。广东在1998年之前没有村这一级行政建制，而只有管理区，它是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因此不举行村委会选举。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之后，广东才恢复了村级组织，并开始选举。48个村子中，选举推广最快的时期是1990年代初期以前，到1993年，一半的村子已经开始选举；之后的推广速度减慢，直到2003年，仍然有甘肃的一个村子没有开始选举。纵观整个过程，选举的推广和各省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地方性实施法规在时间上基本一致。一旦一个村子开始选举，基本上是每三年选一次，但也有个别特殊情况，其间隔只有一年或两年，说明当选村委会没有到期就被罢免。

       我们选取的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是村庄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农业部固定观察点的样本中，每村有50－100个农户，我们用这些农户的人均收入来计算基尼系数。根据我们的计算，样本村的基尼系数由1987年的0.27上升到2002年的0.32。因为我们计算的是村庄内部的基尼系数，它比全国范围内的数字略小。比如，根据李实等人和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计算，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87年的0.29上升到2000年的0.35。但是，我们的样本村和全国的增长速度差不多。在我们的样本中，吉尼系数在15年间的增幅为0.05；在全国水平上，吉尼系数的增幅为13年间增长0.06。

       我们所使用的统计方法是在控制基尼系数自身的时间趋势的基础上，比较一个村庄在选举前后基尼系数的变化。基尼系数本身的时间趋势是由全国性因素决定的。比如，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批工人返回农村，从而导致外出务工户收入的下降，村庄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随之改变。我们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消除了因为村庄之间的固有差 异而造成的误差。有些村庄可能从一开始就有较高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即使在选举之后下降了，仍然可能高于一个没有选举的村庄。因此，消除村庄之间所固有的 差异，只比较一个村庄选举前后的变化对获得可靠的估计结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计量结果表明，选举使基尼系数平均下降0.018左右，是样本平均的8％。在1987－2002年间，样本村的平均基尼系数上升了0.05，我们的计算意味着，选举可以把这个增幅降低36％。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基尼系数一直在随时间增加，因此，选举对基尼系数的降低作用，不可能是选举和吉尼系数在时间上的伪相关关系导致的。

       我 们进一步研究了选举降低基尼系数的途径。一般而言，选举可以通过两个途径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一个是增加转移支付，人为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降低高收 入者的收入。这种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效率的，因为它打击较高收入家庭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收入不高的村庄来说，这是一个不利的政策。另一个途径则好得多， 它通过对公共设施的投入提高穷人的收入能力。比如，一个村庄可以把路修好，把村小学建好，补贴村卫生所，甚或建立合作医疗等等，这些措施对穷人比对富人更 有效，因为穷人穷，自己无力克服交通障碍，也无力支付子女的教育费和自己的医药费，而富人自己就能克服交通障碍，也可以送子女上外面的好学校，自己掏钱看 病，因此，这些措施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我们的统计分析表明，一个村庄选举前后的转移支付数量没有显著变化，但人均公共支出增加226元（以2002年价格计算），是样本平均数的78％。公共支出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转移支付，另一部分是公共投资；既然前者没有增加，后者必然增加。同时我们发现，选举之后，转移支付随农户收入的累进性下降了。选举之前，人均收入每下降1000元，就可以从村里多得到20.1元转移收入；选举之后，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3.1元。 表面上看，这和选举的初衷相反，因为它表明低收入的农户在二次分配中的地位下降。但是，选举是让所有的村民有平等的表达利益的权利，过去主要通过二次分配 照顾低收入家庭，现在高收入家庭也有权利要求降低这种二次分配的程度，这是民主原则的体现。总之，我们的结论是，收入分配的改善，不是因为当选村委会更倾 向于更平等的二次分配，而是因为选举让它更有积极性增加公共投资。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公共开支的增加并不是以农户向村财政交纳的费用的增加为代价的，而是通过改变村财政的支出结构实现的。相比选举之前，一个村庄选举之后的公共支出比例上升了4.2个百分点，是样本平均数的22％，而行政费用和村干部工资开支比例下降了4个百分点，是样本平均的18％。 这些都是非常显著的效果。由此看来，选举的确加强了对村干部的约束，让他们更加关注村民的需要，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福利。这个结论和媒体的报道以及一些案例 研究的发现有很大的不同。媒体和案例研究要找“故事”，而我们的统计分析则是找规律；相对于规律，“故事”总是异数。这就好比一个水稻新品种，多数农民用 了可以提高产量，这是规律；但也会有一些农民用了之后产量没有上升，甚至反而下降了，这是“故事”。“故事”是重要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农民使用 新品种没有提高产量，农技人员可以对他们对症下药，帮助他们提高产量。但是，如果认为“故事”具有代表性，从而否定新品种的功效，则是大错特错的。在村庄 选举这个问题上，现在的确存在以“故事”代替整体的倾向。我们的统计分析，是对这个倾向的一个纠正。

       但是，我们的分析带来的也不全是好消息。我们发现，村庄选举使村财政支出中上缴乡镇财政的比例平均下降4.4个百分点，是样本平均的19％，同时使村庄向国家交纳的税金平均下降57元/人（以2002年价格计算），是样本平均的35.4%。 村财政中上缴乡镇的部分属于“三提五统”的范畴，是我国农村基层公共品服务的财政基石之一。这部分支出比例的下降，说明选举之后村庄倾向于各自为政，跨村 协作程度下降。另一种可能性是，村民对乡镇政府不信任，没有选举的时候，村干部说了算，村民没有办法；选举赋予了他们权力，因此要求减少上缴比例。无论哪 种可能性，选举都加强了村庄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乡镇范围内的公共品供给。另一方面，村庄上缴税金的下降则说明村庄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也在加强。 这里的税指的是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等专门针对农村地区的税种。一种可能性是，人均缴税额下降是人均收入下降造成的。但是，我们研究了人均收入和选举之 间的关系，发现选举对人均收入有微弱的正向影响，因此，缴税额下降不可能是由于人均收入因选举下降而造成的。

如何看待村庄自主性的加强？

       上 面介绍的调查研究表明，尽管面对一系列制度障碍，村庄选举还是提高了村庄内部的治理能力，加强了对村干部的监督，而且，通过提高公共投资水平，低收入农户 的收入提高较快，村庄的收入分配结构得到改善。但是，选举也加强了村庄的自主性，降低了向上级政府的财政和税收缴纳，担心选举弱化政府权威是有一定的道理 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这种担心是否有道理，而是我们如何应对村庄自主性的加强。

一 种思路是从消极的角度出发，认为选举冲击了国家权威，动摇了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因此必须在选举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对选举结果的控制，甚或干脆停止选 举。但是，这种态度存在三个层次上的问题。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它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因为它忽视了选举在加强村庄内部治理方面的正面作用。在第二 层次上，它将党的领导同村民选举对立起来，没有认识到党的领导必须具备群众基础。在村庄的范畴内，选举是最代表民意的治理方式；如果不能包容选举的结果， 党的领导就会失去群众基础。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还发现，采用不同的候选人提名方式，对选举所达到的效果没有影响，一个由上级政府提名产生的村委会和一个由 海选产生的村委会，在村财政支出和纳税等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别。无论采用哪种提名方式，候选人都必须通过村民投票这一关，那些不能代表村民利益的人是无法当 选的。在第三层次上，对村庄选举的消极态度还来自于对国家政权的误解，以为国家权威必须体现在对社会无微不至的控制上。然而，无微不至的控制不仅在技术上 不可行，而且在结果上也是对社会有害的，其要害是灭杀了社会中间组织的活力，让社会生活变得稀薄和简单。热物理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越是简单的系统越脆弱，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稳定。国家无微不至的控制看似让社会变得稳定了，实则是潜藏着危机，一旦遇上不利的冲击，就可能酿成巨大的动荡。相反，让社会自己组织起 来，可能小问题不断，但社会变得厚实和有弹性，社会矛盾无需国家干预也会自行消解掉。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讲的，村民选举是重建村庄组织的一条有效途径，是 让我们的基层社会重新变厚的有效手段；哪怕仅仅是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考虑，给村民选举自我发展的空间也是有利的。

姚洋

2006-7-30 初稿

2006-9-22 改定

       读 博士的时候，我向一位学数学的同学请教如何证明正在写的论文中的一个命题。这位同学回答：“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问题是你需要什么样的假设。”这个回答让 我茅塞顿开：命题都是人为构造出来的，一个“正确”命题和一个“错误”命题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能够由合理的假设推导出来，而后者不能。天才之所以是 天才，是因为他们能够洞悉宇宙的规律，揭示似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正确”命题。一些天才只能提出命题，而天才如爱因斯坦者，不仅能够提出命题，而且还能够 证明之。爱因斯坦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宇宙，并用现存的最严谨的语言——数学，证明了这个宇宙的合理性。现在我们知道，和牛顿力学一样，相对论也不是描述宇宙 的终极模型，因此，爱因斯坦的“正确”命题，也只是在他的假设条件下具备逻辑正确性的命题。

如 果说属于科学硬核部分的数学和物理学理论是建构而非推演出来的，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则只能是在给读者讲故事了。标准的教材书把经济学描写成一种建立 在推演基础上的科学，可以从理性假设出发推演出一整套关于经济运行的命题。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学家肯定不是使用推演方法来构造他们的理论的，那种从写下效 用最大化问题开始，然后走到哪里算哪里的做法，是经济学初学者才做的事情。好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先有了一个故事，然后才试图用数学模型去证明它。为什么一定 要用数学模型呢？因为自然语言是有漏洞的，许多看似完备的论证实际上包含了一些暗含的假设或较大的逻辑跨越。数学是一门严谨的语言——至少在它的公理前提 下如此；只要假设条件是可以接受的，数学的严谨逻辑就足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但是，经济学模型和数学理论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所有数学命题都可以还原 为少数简单和符合直觉的公理，而大多数经济学命题做不到这一点。这种差别源自数学研究对象的机械性和经济学研究对象、即人的主动性的对比。数学所使用的研 究工具比经济学的复杂，但它研究的对象却具有机械性的规律，这边条件变化一下，那边肯定出现可预见的结果。经济学则没有这个运气。人是具有主动性的动物， 会有意识地去试探物理世界并改造之。这种主动性造就了人类丰富的历史，但却与经济学的方法论之间产生了冲突。经济学的模型方法本质上具有和数学一样的机械 性，要用这种机械性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行为，其间必然产生脱节。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经济学永远无法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然而，多数经济学家却觉得经济学越来越像科学，并逐渐养成了我称之为科学主义自大症的疾病。其表现之一是对其它社会科学的蔑视，以经济逻辑代替深入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分析。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rglu） 是年轻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刚获得了克拉克奖。他最近的研究集中在制度对经济表现的作用方面，其中一篇文章讨论促成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逐步扩大选举权覆盖 面的因素。西方国家早期的选举权只给予有一定财产的男性，以后才通过降低财产限制扩大到所有男性，并最终在二十世纪初扩大到女性。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 认为，当权的强势集团之所以愿意扩大选举权的范围，是因为它惧怕没有选举权的人们的暴力反抗。在理论上，预防暴力反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给予潜在的反抗 者更多的好处，比如进行更多的收入再分配；另一种则是给潜在的反抗者选举权，让他们拥有自己决定分配的权力。阿西莫格鲁认为，前一种方式不具备时间一致 性，即当权者可以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多给反抗者一些甜头，只要危机过去，就不再给了。在这种情况下，反抗者就不会相信当权者的承诺，而会进行暴力反抗。相 反，在后一种情况下，当权者和潜在反抗者之间的权力分享让后者自己成为决策者，从而让他们失去了暴力反抗的理由。这个故事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在我看来，它 恰恰反映了经济学家的科学主义自大。对民主和权利的追求，当然涉及经济利益，但是，更多的恐怕是人在自我价值上的觉醒。一个例子是妇女投票权。按照阿西莫 格鲁的理论，妇女大概永远也不会有投票权，因为她们的丈夫有了投票权，可以从国家获得利益，而且她们也没有反抗当权者所需的膂力。妇女之所以能够获得投票 权，恐怕和人文主义的伸张、特别是妇女本身的自我觉醒有关。我不是研究政治史的，不能对欧洲选举权的演变妄加评论。我敬重那些踏踏实实的史学家，因为他们 把我们带入历史的真实场景，并从那里开始，给我们讲一个历史如何演进的故事。我没有查过文献，但可以肯定，历史学家对西方选举权演进的解释，肯定比阿西莫 格鲁这样的事后合理化理论更有意思。

       经 济学科学主义自大症的第二个表现是急功近利，以为经济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并立即产生实际效果。在汉语里，“经济”被解释为“经世济民”，而“经济学”就是 “经世济民的学问”。这不仅给了经济学家一种道义感，而且也助长了他们的科学主义自大。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这方面的鼻祖。他提出的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标准 是，一个理论的好坏取决于该理论的预测能力。这是一个完全科学主义的标准。如果一个理论能够预测未来，则它就一定能够指导决策，直接改变世界。可是，多少 经济理论的预测能够得到稳定的事实或实践支持呢？拍卖理论被认为是在指导实践方面最成功的理论，美国财政部根据拍卖理论专家米尔格罗姆的设计方案，在国债 发行方面大赚过一笔，但同样的方案用在新西兰却彻底失败了。经济系统中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要想用过去发生过的“规律”去预测明天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 的。与此同时，人的主动性会使任何预测都失去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性预期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在评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时早就指出，如果 一个政策被公众预测到了，则这个政策肯定会失效，因为公众会提前采取行动应对它。经济预测也一样，一旦它发表了，公众就会提前反应，从而导致预测的失效。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经济预测和天气预报做一个对比。天气变化中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多，但天气不会对天气预报做出反应；随着预测技术的改进，天气预报就会越来 越准确。经济预测则不一样，它必须面对能够做出反应的公众，因此永远不可能做到和天气预报一样准确。

       然 而，经济学的实用主义倾向在中国却日益变得严重起来。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不断提出要求，另一方面是现行学术评价体制迫 使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出短平快的成果。从教育部到各个高校，评价学术成就已经不再满足于发表论文和著作了，而是要看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有一个 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位经济学家给领导送了一个报告，领导看完后批阅：“胡说八道！”但正因为有了这个批示，这位教授的报告评了一个二等奖！许多学校都对教 师的发表打分，每年检查一次，达不到要求的，对不起，教授岗位拿掉，工资降级。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谁还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我最怕申请国内的项目，原因之 一是申请表中的一些内容实在无法填写。比如，多数申请表中都有一栏，问以往项目或论文产生的社会效益。社会科学研究，怎么能用“效益”来衡量其贡献？费孝 通先生完成《江村经济》的时候，谁能估算出这部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著作的社会效益？我们的整个学术管理和评价体系受工程思维影响太大，样样要用数字来衡 量，不惟此，就觉得不科学。在这种学术环境中要出大师，除非奇迹发生。

拒绝道德斜坡

姚洋

中国是一个道德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必然成为一个合意的社会。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因群臣道德泛滥所导致的朝纲之无序的画面，他尤其对海瑞屡以践行道德为踩板而获升迁颇有微词。海瑞断案的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平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黄 仁宇认为，这种断案标准，没有对产权的保护概念，而仅以维护纲常五伦为目的，是中国人不知数目字管理的证据，也是中国没有产生西式现代工业的原因。道德的 应用范围，多限于基层小型熟人社会。通常认为，道德是个人对自我的戒律，是自我的自觉行动。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非常分散的社会，除了基层组织，就是皇权， 少有中间过渡，这样分散的社会治理结构正好有利于道德发挥作用。然而，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现代化和全球化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生人社会，它的特点是高流动性 和陌生性。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道德就失去了作用，因为没有人对违规行为实施惩罚，道德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和背景知识都瓦解了。此时，我们需要新的行为规 则来协调人们之间的行动。

遗 憾的是，中国知识界非但没有对中国问题的冷静思考做出任何贡献，而且还在随波逐流，助长社会问题的泛道德化倾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关于中国医 疗改革的评估报告就是其中的一例。这篇报告充满了对事实的有意或无意的歪曲，目的是论证，刚刚建立起来的城市医疗保险制度造就了一个“富人俱乐部”，因此基本上是失败的。为什么说医疗保险制度造就了“富人俱乐部”呢？报告认为，这是因为目前医保的覆盖面太低，只有40％的城市居民有医疗保险，而且不保小病，只保大病，这样，少数人花费大量金钱治疗大病 — 包 括一些本不该医治的不治之症，而多数人却连小病也看不起。于是，报告建议由国家出资建立全民基础医疗保险，只保小病，不保大病。且不说这样的一个免费的医 保体系是否能够维系，单就要把每个人拉平到只保小病这一点而言，发展中心的报告就走上了道德斜坡，即为追求完全的平等而不惜把所有的人拉平到一个很低的起 点上去。但是，所谓现行医保是“富人俱乐部”的说法，完全是耸人听闻的噱头。从原则上说，目前的城市医疗保险制度和以前的公费医疗制度在覆盖面上是一致 的，依赖的都是和工作相关的筹资模式；如果说现在的制度造就了“富人俱乐部”，那公费医疗也造就了“富人俱乐部”，这岂不是笑话？报告写作者打贫富差距牌，只能是另有所图。一种可能是，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唤起民众对他们结论的道德支持，从而他们可以挟民意之威风推销他们的政策建议。这是学术和学者人格的双重耻辱；如果学者要靠唤起“民意”来为自己的理论助威，学者就堕落了。

社会公正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是，把社会公正变成一个道德问题，就会让我们走上道德斜坡，让民众失去对“应得之物”的认知。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实 行的是集体主义，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共同目标；尽管存在种种的压抑和不满，但每个人至少也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 痛苦的转型，从前现代和农本社会转型到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只认同个人能力和机遇，不认同集体目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断层。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平 等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现实却无情地昭示，个人的收入和财富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这种状态下，知识分子急需做的，不是鼓噪民众的不满情绪，而是要 为民众建立新的关于“应得之物”的观念。这个观念的核心，是找到平等分配和市场分配之间的边界。这也是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的核心。在这里，我们需要处 理三个层次的问题。

在 第一层次上，我们要明确什么样的权利是必须平等地分配给个人并受到国家的保护的。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权利从国家向个人转移的过程，它的基 本趋势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且也被实践证明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把权利从国家转移到个人手中并不是故事的终结，恰恰相 反，它仅仅是故事的开始，因为我们现在必须关注权利在个人之间的分配问题。如果我们相信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个人权利先于国家而存在，则国家就仅仅是个人 权利的被动保护者，它对个人权利的控制因此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但是，如果我们把个人的发展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作为终极目标，则国家就必须介入到对个人权利的 定义中来，这是因为，保护一部分人的个人权利，可能意味着另一些人失去了一些权利，而这些权利又是对他们的生存和尊严非常重要的。国家的这种定义当然不能 是任意的，否则我们就完全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去了。我们要确立一个边界，在这个边界之内，国家可以对个人权利进行分配，在这个边界之外，国家的角色就只能是 被动的。换言之，我们要确立一个有限但积极的国家的界线。

在 此之上，我们要解决的第二层次的问题是：一个积极的国家如何对社会进行干预？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所秉持的原则是“发展优先，兼顾公平”，这实际 上是功利主义的原则，即强调总体经济增长，而忽视个体福利的提高。围绕着这个原则，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社会问题却凸现出来，一部分人的发展远落 后于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我们是继续坚持功利主义的原则，还是回到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把注意力拉回到对个体发展的关注上？在这里，阿玛蒂亚· 森的关于发展即实现个人自由的思想和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思想的核心是个人的“能力”这个概念。所谓个人的“能力”，指的是一个 人从事有意义活动所必不可少的功能组合，如知识、健康、基本收入等等。具备基本能力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和贡献于社会的基础，它不要求事事的平等，而只要 求国家为个人提供攀登社会阶梯的条件。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国家来提供这些能力的，那些家庭背景好的、自我条件高的或是运气好的人不需要国家的帮助， 而那些家庭背景差的、自我条件低的或运气不好的人却需要。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公正理论定位在以个体发展为目标的基础之上，国家就必须照顾到第二类人的要求。

问 题的第三个层次，是如何处理提高效率和提高公民能力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收入水平还很低的国家，提高效率、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仍然是一个极其重 要的课题。我们以往习惯将公平和效率对立起来，但是，公平和效率在两层意义上是一致的。第一，提高效率本身是公平之一种。试想，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社会里， 公平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可能是一个谁也不会嫉妒谁的社会，但每个人又都生活在不快和不自由之中。第二，如果平等仅仅限于个人能力领域，而不是无限地扩大到 所有领域，平等和效率之间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还会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因为个人能力的增强意味着社会人力资源的提高，而后者又提高效率。如果上述两点成立， 则所谓“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问题就转化为对个人基本能力的界定问题。

我 相信，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对以上三个层次的问题进行认真和严肃的思考，我们就不会走上不问努力程度而一味要求结果平等的道德斜坡。走极端是容易的，而且可以 吸引眼球和听众。但是，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是不应该以眼球和听众的多寡为导向的，也不应该比试谁的观点更极端；否则，中国知识分子就真的要像甘 阳所批评的那样，发生集体堕落了。

姚洋

2006-6-26

       有 一段时间，“广场文化”在全国大行其道，大到省会城市、小到边远县城，到处都在兴建广场；而且，这些广场无一不以天安门广场为赶超对象，求“大”、求 “空”。和“广场文化”同时兴起的，是“经营城市”之风。它的主要内容是“拆”，一个个老街区被拆掉，代之以高层住宅、写字楼以及笔直、宽广的马路。在不 需要拆的地方，就占用农田。1999年 我去南方一个城郊县级市做调查，发现它的市政府大楼建在一大片稻田里，原因是市政府当初在做规划的时候，把政府大楼周围方圆几公里都划成了市区，希望投资 者来投资，但实际上投资者一个都没有来。贪大让市政府的领导们自己也吃尽了苦头，不得不每天在城里的住处和稻田里的政府大楼之间来回奔波。这种贪大之风无 处不在。北京修了三环路还要修四环路、五环路，直至六环路；不仅要修路，而且路两旁要各留五十米的绿化带。五环路和六环路这样做还勉强可以，但要在四环路两侧各开辟五十米绿化带，不知多少楼房要被炸掉。亏得有这些楼房的存在，四环路两侧才没有建成五十米绿 化带。北京是全国的榜样，其他城市纷起而效尤；无论城市大小，环路是一定要有的，就连一些发达了的村庄，也要建一条绕村的公路。“环路”代表着“现代”、 “雄伟”、“大气”以及一切与此有关的感受。我每到一处，总会看到，当人们说起当地的环路的时候，语气中无不带着几分骄傲之情，言下之意是：“我们也像你 们北京了！”

       这 种贪大情绪的背后，正是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所着力批判的“极端现代主义”。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 的？》，确切地点明了斯科特所要批判的对象。他在书中分析了像苏联集体化、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以及完全按规划建成的城市巴西利亚这样本意是要改善人类生 活，但在现实中却遭到彻底失败的例子，强有力地向我们证明，这些失败背后，都是极端现代主义在作祟。极端现代主义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简单、整齐、雄伟、宏 大。巴西利亚的三权广场空旷无物，周边的办公楼和住宅整齐划一。它的整个城市布局呈现出极规则的几何图形，但却只能在空中看到，而地面上生活的人们只会感 受到枯燥和不方便。苏联的集体化不仅把农民集中到标准的住宅区中，而且强迫他们种植单一作物，或专注于单一的生产环节，如给动物配种。坦桑尼亚的村庄化把 几百万原本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到农庄中居住，原意是为了更方便地向他们提供卫生、教育以及水电等基础设施服务，而且手段远比苏联集体化温和，但在现实中也 遭到惨败。原因在于，村庄化迫使农民离开了他们熟悉的生态环境，失去了和原居住地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生产知识；而且，村庄化追求简单、直线的美学，不仅要 求农民种植国家规定的统一作物，而且要求他们居住在沿公路一字排开的标准住宅里。

       极 端现代主义在中国流传之广，可以说已经渗入了每个人的血液。前不久我到南方一所大学演讲，花了很长时间批评各地大拆大建、贪大求洋的做法。演讲完毕，一位 学生却来问我：“老师，现在农村的住宅很分散，是不是应该规划一下，把人集中起来居住？”我顿时觉得，我两个小时的演讲算是白费功夫了！从上到下，我们的 思维仍然是工程式的。这种工程思维的最好体现，是各种各样以数学命名的国家项目，比如“211项目”、“985工程”、“863计划”，等等。这种对数字的偏好，决不仅限于国家层面。前几天报纸上登了一家汽车厂雄心勃勃的振兴计划，叫“2211”工 程，每个数字都代表一个努力的方向。黄仁宇批评中国古代不会“数目字管理”，意为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因此才没有发明现代科学，实现工业革命。为了显示和 传统的决裂以及对现代科学的亲近，以数字来命名项目就变得非常适用了。但是，社会是不能缩减为数目字的，以工程思维来改造社会，只会对社会造成破坏。以北 大校园周边的拆迁为例。几年前，北大校园边上的海淀和成府是学生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虽然房舍很陈旧，道路很狭窄，但却蕴藏着生活的活力。你如果想高雅一 下，就可以去雕刻时光和万圣书园；如果囊中羞涩，你也可以在街边小店解决温饱问题；即使偶尔穿过，你也会发现一些外面大马路上无法遭遇到的体验，因为这里 至少还有可以被称得上是“街”和“市”的东西。然而，随着海淀和成府的彻底拆迁，北大周围已经没有了一处还有“生活”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就像坦桑尼亚 被强制迁移的农民一样，那些被搬迁的居民也永久地失去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社会生态环境。海淀和成府都已经被高楼大厦和高层住宅所取代，变得极富现代美感，但 社会却消失了。早在1960年 代，简·雅各布斯就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对以勒库布西耶为代表的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她发现，这种思想最致命的错误， 在于它扼杀了街道生活，进而摧毁了社会。此书直到今年才在国内翻译出版，实是一件憾事。在现实中，我们仍然在轰轰烈烈地大举拆迁，制造一座座没有街道生活 的空城。我们今天所秉持的美学原则，在本质上仍然停留在苏联集体化和坦桑尼亚村庄化的时代，追求宏大、整齐划一以及秩序，是各个城市在拆建过程中一致性的 行动。斯科特的书，应当成为我们的一面警钟。

       值 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在“现代主义”之前加上了“极端”这个限定词。正如他本人在书中所说，他并不反对现代主义，也不认为社会应该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听任 自发力量毫无节制地释放能量。我对他的解读是，他并不反对所有由国家发起的、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事实上，许多这样的项目是成功的，比如由俾斯麦首 创、现在已经在发达国家普及的社会保障制度、新加坡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温和的强制储蓄政策以及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时期实行的产业政策等等。为什么这些项目 成功了，而像苏联集体化这样的项目却失败了？我想，这里的关键，说到底是对人性的尊重与否。人性的本质是个人的自主性。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因此都 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那些失败了的项目，无不以剥夺这些权利为基本特征。基于个人的自主性，就产生了人的多样性。人与人之间可以因为各种原因－自然 的、社会的－而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如果人的自主性不受约束，则我们就必然观察到人的多样性。然而，正如斯科特向我们所展示的，那些失败的项目无不以追求 整齐划一、从而抹杀人的多样性为特征的。